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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公益创新允许试错

    来源:凤凰公益 作者: 2015-12-25 14:55:00 编辑:郑明昊

      原标题  听我“益”言|徐永光:公益创新允许试错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责任中国公益盛典评委会主席徐永光

      2015年12月11日下午,责任中国首届公益传播年会在广州中山大学熊德龙学生活动中心开幕。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责任中国公益盛典评委会主席徐永光做了主题演讲。徐永光认为移动互联网把中国公益带进了一个最好的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益传播,如果能够营造一种激发活力,鼓励创新,允许试错的宽松气氛和舆论环境,则中国公益的美好未来,一切便皆有可能。以下为演讲全文。

      公益创新可以试错

      2005年我担任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时,画了一张现代慈善的结构图,这个结构图由5个部分组成,中间竖的部分是政府、慈善组织、大众传播,左边是公众、企业为慈善资源的提供方,右边是受益方和服务对象,还有环绕这个结构图5个方面的慈善的文化。现代慈善即民间公益和传统慈善相比较,传统慈善可以没有中间这3块,只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助。传统慈善自有人类以来都是存在的,是施者和受者的关系。现代慈善有政府管理和法律法规,有慈善组织作为专业的中介,使慈善更加专业和有效率,还有一块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与民间公益

      大众传播在现代慈善或者说民间公益结构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主要职能是:传播公益文化,倡导志愿精神;反映社会需求,推介公益项目;动员公众参与,进行舆论监督。大众传播打破了公益慈善利益相关方的时空阻隔,使得一个好的慈善项目能够动员全社会参与,一些创新的方法和模式在媒体的助力下,影响力扩大,成为宣导社会,影响政府决策的先导。

      当然,大众传播还是一个传统媒体时代的名词,媒体掌握很强的话语特权,信息传递带有单向广播的特性,把握得好,具有上述正面的影响和价值,把握上出现偏差,可能会误导群众,误伤忠良,乃至让公益创新探索夭折于萌芽状态。

      这样的案例不少,比如“中非希望工程”,当年在郭美美之后被媒体收拾,躺着中枪。“中非希望工程”是企业界推动的中国慈善模式--希望小学走出国门,到非洲去援建希望小学。本来计划10年由企业帮助筹款15亿,建一千所希望小学,这有什么不好吗?最近我看到安平公益奖播放一个视频,讲的是《凤凰周刊》记者李光到非洲去调查,看到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发制造的环境污染触目惊心。非洲的一条河流过去流的是清水,现在因为中国企业的污染,变成了浑浊的黄水,而村民还在饮用这个水。我们的企业出去污染人家的环境,媒体不去批判,而企业要捐款回馈当地社会做公益,怎么就要把他消灭呢?有一条理由说,中国的孩子上学还有困难,为什么还要帮助别人?这就是当时一些媒体,包括一些NGO理直气壮反对中非希望工程的理由。

      互联网时代下的公益传播

      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公益传播有了全新的形态、功能和价值。我在16年前写的《欢呼互联网,迎接新生活》文章中,曾预言互联网公益的“选择性、便捷性和透明性”将对公众参与公益和公益组织的良性竞争带来重要影响。事实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益传播,它的创新潜力和对于公益慈善发展模式的颠覆,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与大众传播不同,网络传播的平面化、去中心化、民主化、互动性和共享性,已经在很短的时间里,在慈善法讨论了10年还没有落地时,它已经悄悄地给中国慈善生态的改变带来了不容置疑的、不可逆转的影响。首先是公众参与慈善自主权的回归。过去公众缺乏参与公益的自主权与选择权,一是捐款被权力“导流”给有公募权的官办慈善机构,二是除了这些机构,他们也无从找到其他机构去捐款。如果问一个人你知道什么公益项目和机构,能说出5个以上的几乎就是专业人士了。现在,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公益项目不计其数。看到杨光一篇文章,微博公益推荐的项目有13000多个,腾讯99公益日参与募捐的项目有2000多个。无需刻意“导流”,公众完全有条件、有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来捐款。

      同步发生的改变是,草根NGO无需政府批准授权,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募捐权利的公平再分配。官办慈善垄断公募权的局面开始冰释,他们不仅不再具备垄断公募权的优势,相反只有与优秀的草根NGO共享公募权,才有可能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在腾讯99公益日中,筹款在二、三千万的中华儿慈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是与草根NGO共享公募权的结果,扶贫基金会几乎没有拿本会的项目参与募捐。

      这说明,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草根NGO的鲜活公益项目,对公众有更大的吸引力,已经开始主导民间公益的方向。随着草根公益影响力的提升,他们在今天赢得公众的支持,未来,也将赢得企业的青睐,因为企业捐赠往往是跟着公众支持度走的。我想起当年可口可乐董事长陈奇伟到青基会来给希望工程捐款,我问他为什么来捐款?他说大家都支持希望工程,我们企业不支持行吗。所以公众支持度越高,企业的支持度也会高。

      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传播改变中国公益的一个代表作是去年的冰桶挑战。7月29号在美国出现,8月17号在中国落地。冰桶挑战的微博点击率,几天之内超过了45亿。当时我很感慨,中国的公益慈善发展和美国的差距在100年以上,但是通过移动互联网传播的冰桶挑战,这样的公益创新和传播模式,和美国的差距不到20天。

      移动互联网公益传播带来的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要关注和研究,就是通过移动互联网打破时空阻隔,个人对个人的传统慈善模式正在回归,这实际上是一种私益慈善。和公益慈善不同,私益慈善是个人对个人的互助行为,过去只发生在亲友邻里之间,现在通过移动互联网已经完全没有空间的限制。去年一个广西的小孩杨六斤,一个微信视频的传播,一下子得到500多万的捐款。今年南京有一个小女孩脑部疾病,她父母在网络上募捐,20天募集到648万。对此可以有很多解读,说明中国人不缺乏爱心--也许爱心有点泛滥,也表明中国人对于传统慈善的习惯记忆很强。在移动互联网的助推下面,这种传统慈善,私益慈善正在回归,让它自然发展,有什么问题?我认为是好事。公众自己互助解决彼此的困难,这是多好的事情,用不着事事找政府。将出台的《慈善法》一定不能遏制私益慈善的自然生长。这种私益慈善本质上属于个人间的馈赠行为,不是公益行为,如果有问题也是个人之间的事情。法律不要规制和限制这种行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好好研究。

      为这种私益慈善搭建互联网平台的金华施乐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施乐会通过网络募捐平台,让求助者在网上发出求助信息,然后让公众自己来选择给哪些人捐款。他们用商业化的手段,很有想象力。结果被媒体关注,被指“志愿者有偿募捐”。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把这些求助的信息给志愿者,让志愿者去调查,判断哪个求助者确实需要帮助。志愿者作出判断之后,自己先垫资实施救助。比如这个人需要5万块钱,志愿者先垫付,然后由志愿者通过网站推募捐,募捐达到了五万,再给他募集15%募捐成本,这个案子就结束了。这有点类似职业劝募人的模式。其实香港乐施会允许的筹资成本是16%,施乐会支付15%成本也不过分,而且还是志愿者自己先垫资。但是这个事被指有偿募捐,废掉了。后来他们又搞“置顶费”,把募捐搞走了样。施乐会自己孤独探索,缺乏外界支持,社会舆论也不容他们做这么大胆的探索。施乐会现在已经黄了,但值得我们思考。如果大家想有更多的了解,请找金锦萍,南都基金会请她专门做过施乐会案子的调查。

      公益创新应该允许试错

      我们需要认真讨论,公益是否允许试错?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犯错误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科技发展中,科学家犯错误最多,总有后人的成果推翻前人的成果,但在这种不断试错中,科学发展进步了。许多科学实验的错误不是一次两次,像666除虫剂,失败了666次才成功,故以666命名。我们对于科学研究的失败、试错,不仅不会指责,而是表示由衷的敬意。

      市场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失败多于成功。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3.7年,互联网企业更是前仆后继,“一将成名万骨枯”。我们对于企业创业者的失败者,也总是表示尊重和敬意。

      政府在改革发展中,也在不断试错。2013年,浙江省提出打造改革创新“零顾虑”,要宽容失败,允许试错。去年公务员考题中,有一道试题的标准答案:“缺乏必要的试错机制,很多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对改革创新都心存畏难情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导致改革创新动力普遍不足”。说明政府在反思,要建立试错机制,才有改革动力。

      我国公益慈善行业走到今天,很少听到建立试错机制的话。广东千禾基金会,明确说愿意为创新承担风险。南都基金会把“允许试错”作为机构文化建设的要点提出。我们资助的对象,并不都是成熟的机构和个人,我们愿意为投资承担风险。有些机构过去一直接受境外资金的支持,在政府那里比较敏感,南都基金会愿意成为第一个本土资助方。得到南都基金会的资助后,政府对他们的信任感提高了。对于一些维权NGO,我们也给予支持。我的看法是,NGO有组织的维权,使用的手段是博弈、谈判,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那些个体的维权、抗争,则有可能运用暴力手段,造成社会的不稳定。NGO维权就是帮助政府维稳。

      基金会应该有风险担当,这是公益行业发展的需要。美国讲基金会就要做风险慈善,为社会创新承担风险。NGO、基金会为社会创新承担风险,试错,试错成本比政府低,我们应该比政府有更大的勇气去试错。

      在中国,任何行业、部门试错都是正常的,唯独公益行业不能试错,要求万无一失。当年白岩松采访我,说社会要求你们必须万无一失。我说这不可能,如果一定要我做到万无一失,我今天就回家不干了。但是有错误我们会改正,不能不给我们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

      对公益行业,不宽容失败,不允许试错,有外部道德绑架加道德审判的原因——在道德沦散的今天中国,恰恰有那么一群人,以道德卫士自居,凌驾于法律和公序良俗之上,挥舞道德大棒,让公益创新和探索动辄得咎,寸步难行。当然公益行业内部也存在很严重的道德自缚和道德自慰。不能试错,不敢试错,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意味着公益只能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原地踏步,或者被动地被社会、被公众推着走。

      有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昨天民政部发出一个通知,为了加强对社会组织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名存实亡的社会组织的清理力度,要建立社会组织的退出机制。说明政府已经愿意承担登记注册以后社会组织运行失败的风险,把社会组织的退出看成一个常态,这非常重要的进步。过去不敢给你登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怕你出问题政府要担责。其实社会组织登记同企业工商局登记一样,企业倒闭工商部门要担责吗?社会组织退出机制的建立可以说就是试错机制的开始。

      最后,引用北大公益传播奖一段精彩的话:这绝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不会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个时代一样,会把每一个人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真正的生死与共:十面"霾"伏,我们要一起呼吸雾霾,水危机蔓延,我们只能一起"饮饮作痛",食品安全告急,我们一起寝食难安……

      这就注定,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坐视不管。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只要我们走到一起,去努力,去行动,去改变,一切便皆有可能!